“勞動法帶來失業(yè)”的觀點近年在各國都有不小的爭論
俞敏洪認為“勞動法是好事情，但也帶來了中小企業(yè)倒閉和百姓失業(yè)”
在2月11日開幕的2014年亞布力中國企業(yè)家論壇上，俞敏洪借著年會的主題“市場的決定作用”，在演講中公開了一些他對勞動法的看法：
他認為，“在中國的發(fā)展中，勞動法的制定是特別好的事情，但是勞動法制定帶來的后果是中國大量的中小企業(yè)的倒閉，而中小企業(yè)的倒閉帶來一個最大的后果是老百姓失業(yè)，老百姓失業(yè)導致老百姓生存更加艱難�！�
他還認為，由于人工成本和稅收的原因，經過改革開放30年，“中國的大量民間行業(yè)不管任何行業(yè)，都已經出現這樣一個情況，實際上已經變成微利行業(yè)，變成技術薄弱行業(yè)，變成競爭激烈的行業(yè)�！彼踔吝�引用了自己做過的簡單調查，稱“如果所有企業(yè)按照100%的方式交所有員工的社保、公積金以及稅收，現在存在的企業(yè)一半會面臨倒閉。最后的結果是什么，實際上傷害了經濟的發(fā)展，也傷害老百姓的就業(yè)機會�！�
俞敏洪的看法并非“小眾”，最近幾年，其實各國政治經濟領域都有相關探討
俞敏洪在近日參加的企業(yè)家論壇發(fā)表演講俞敏洪對勞動法的看法在曝光后引發(fā)了不小的爭議：有相當部分網友覺得他說了企業(yè)家平日不太敢說的真話，指出了勞動法存在的一些弊病和對普通勞動者的傷害;也有些網友覺得俞敏洪是代表“老板”說話，因為相比企業(yè)，勞動者仍然是弱者，俞敏洪是想通過放松《勞動合同法》這個對企業(yè)的“緊箍咒”，為自己和其他企業(yè)家賺取更多的財富。
雖然俞敏洪對勞動法的看法在國內相對少被當做公共議題進行討論，但在國外，特別是經過幾輪經濟危機洗刷的歐美，該“如何權衡勞動法所規(guī)定的勞動者權益和如何提高企業(yè)的自主權讓經濟更有活力”已經成了不少國家政治經濟領域的基本議題之一，對美國、日本、德國和法國的政客來說，如何處理兩者之間的關系甚至攸關選戰(zhàn)的結果。
勞動者和企業(yè)權益的爭論持續(xù)，現實行動中歐美國家也分成了兩派
正如網友所擔憂的，其實主流經濟學家對提高法定勞動者權益的利弊也是眾說紛紜。實際上，學術界從上世紀70年代就開始研究這方面相關問題，包括最低工資、為員工提供額外的福利保險等措施對經濟、失業(yè)率等問題影響。但至今并沒有一個學界統一的定論。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制定最低工資等強制措施保證勞動者權益可以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另外一些專家認為，勞動者獲得的應該由市場決定。學界如此，真實的情況更加復雜。不久前，《經濟學人》在綜合了大量學術研究，以及就業(yè)、企業(yè)發(fā)展等等因素，最后認為，政府溫和的限定勞動者權益，總體來看，這種行為的后果是利大于弊的。但進一步說，如何定義“溫和限定勞動者權益”對不同國家來說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在美國和德國，政府在主導增加最低工資、擴大勞動者權益
在早些時候，設立《勞動法》為勞動者爭取權利并沒有什么爭議，甚至成為了一場席卷世界的運動。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LO)的統計，現今世界上90%的國家有最低工資制，也有相應的法律保護勞動者的權益。
國際勞工組織的數據表明，世界上90%的國家有最低工資制(顏色越深表示最低工資越高)
現如今，不少國家的政客仍在努力為勞動者爭取權益，但較之以往，這樣的舉動往往伴隨著巨大的爭議。連續(xù)兩年，美國黑人總統奧都在國情咨文里強調了要提高法定最低時薪，并認為這樣能保護美國工人的利益，削減貧困。這樣的舉措在支持美國黑人總統奧政策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看來也是大快人心的。
在克魯格曼看來：“由于真實世界的市場并不純粹，所謂企業(yè)和勞動者的議價能力并不對等。特別是在經濟低迷時，勞動者手里就沒什么牌可打，雇主可以加重他們的工作負擔，或者付給他們更少的工資，或者兩者皆有。而考慮到換工作的成本，對勞動者來說，不管在經濟強勁還是低迷時，勞動者都更傾向于以稍低的工資保持原工作。數據也證實了這一點，在美國，企業(yè)利潤在金融危機期間大幅下降，但是很快出現反彈，而且不斷飆升，但勞動者的收入卻停滯不前。而美國黑人總統奧政府的舉措只是幫助雇主和勞動者重新平衡�！�
另一個也在著力提高勞動者待遇的國家是德國，在之前，德國是歐洲少數幾個沒有最低薪水的國家之一，然而經過激烈的談判，在去年的11月27日，默克爾率領的聯合政府也在德國經濟研究所的反對下通過了設立最低工資標準的機制。而除了發(fā)達國家，孟加拉國這樣的發(fā)展中國家的工人的法定最低工資水平也在上揚，根據BBC的報道，在去年11月初，孟加拉工資委員會建議將服裝行業(yè)工人最低工資提高77%。
而在法國、意大利，政府則開始限制勞動者權利，并希望以此刺激就業(yè)提振經濟
前面提到的那些以法律手段強行提高勞動者權益的國家在政策設立以及實施的時候都受到了不小的阻力。而對于與俞敏洪持相似觀點的法國、日本和意大利這些準備削減勞動者權益、緩和勞動法，給企業(yè)更大的權力以便能更靈活的雇傭員工、刺激市場活力的政府來說，反對之聲還要更大。
在日本、法國和意大利這些擁有“仁慈的勞動者保護制度”的國家，失業(yè)率往往都很穩(wěn)定，日本的失業(yè)率以全球看也是很低的，僅為4.1%。在日本慶應義塾大學的教授池尾和人(Kazuhito Ikeo)看來：在這些國家“雇員常常受到極度的保護”，裁員往往會成為難以完成的任務。日本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三菱UFJ研究和咨詢公司(Mitsubishi UFJ Research and Consulting)首席經濟學家Akihiko Suzuki表示：“別的國家選擇漲工資，日本選擇保就業(yè)。結果是，日本失業(yè)率是很低，但我們也出現了通縮。”
然而，這些勞動者的天堂卻都在醞釀改革勞動法，削減和限制雇員的權利。在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計劃通過結構性改革重振經濟努力中，日本勞動者保護制度就是計劃重點改革的部分。與此類似的還有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國，這些國家也在重審勞動法帶給企業(yè)的巨大負擔。還希望通過削減勞動者權益的手段，恢復雇員和雇主兩者的平衡，并以此刺激就業(yè)和提振經濟。在法國，由于市場的不景氣，甚至該國的兩大工會已經表示，面對當前的經濟需求，它們已經做好了讓步的準備。“工人力量”工會甚至同意了雷諾公司(Renault)的重組計劃，該計劃將允許雷諾延長工時，凍結工資和裁員。
綜合看，中國面臨勞動者權益保障和刺激經濟的兩難，情況更復雜
相較于被勞動法綁架的歐洲國家和赤貧的孟加拉與東南亞國家這兩種極端情況，《勞動法》在中國處于一種十分尷尬的位置：
中國不同于美國、德國，相當多的行業(yè)是勞動密集型，嚴格執(zhí)行勞動法會削減競爭力
克魯格曼一直堅定的支持增加美國勞動者的權益，包括最低工資、醫(yī)保和養(yǎng)老金等等權利。因為在他看來：“聯邦最低工資標準曾在數年前得到過提高，但以歷史標準來衡量，仍然是非常低的，一直落后于通脹和平均工資水平�！贝送�，“在美國，拿最低工資的勞動者近60%都來自食品服務領域，或者在從事銷售工作。順便說一下，這意味著反對提高工資標準的人經常提及的一個理由——即海外競爭者的威脅——是站不住腳的：美國人不會開車去中國買漢堡和炸薯條�！钡聡那闆r也是類似，雖然德國經濟較美國更依賴出口，但出口的主要產品多數都極具附加值，包括汽車和電器，并非勞動密集型產品，所以嚴格保障勞動者權益不會削減競爭力。
但對于中國，其實正處于克魯格曼的分析反面，由于經濟對出口的依賴，相當的多的工人都是處于勞動密集型的加工行業(yè)，對勞動法的嚴格執(zhí)行就是會增加企業(yè)成本，蠶食微薄的利潤。在經濟學家張五�？磥恚捎趯�08年出臺的新勞動法的執(zhí)行，存在大量加工企業(yè)的東莞經濟從那時起就“一蹶不振”。中國多年來大量的財政資源以基建投資和政府自身支出為主，并沒有給國民建立起基本的社會保障，導致以提供公共服務產品為主的公共財政體制建設滯后，真正體現到國民生活水平的國內消費卻沒有同步提高。這使得企業(yè)要追求利潤必然轉向外銷，而代工企業(yè)在國際市場唯有保持廉價勞動力才有競爭可能，這樣一來工資難以隨著經濟發(fā)展增長，國內消費需求更加被抑制，造成惡性循環(huán)。
美國《福布斯》雜志曾這樣評價中國的《勞動合同法》：“走得太過了，這些保護超出了一個像中國這樣有活力和快速變化的經濟體的健康需求。企業(yè)適應變化的能力非常重要。盡管新法有許多優(yōu)點，但雇用和解雇的靈活性大幅縮減，令勞動力成本猛升，可能變成創(chuàng)新和生產力的負累�！�
而中國的勞動者權益相比法國與意大利，甚至美國這樣的低福利國家又差距太遠
對中國的勞動者來說，即便得到了《勞動法》所規(guī)定的權益，這些福利其實也不算優(yōu)沃。更不要說能充分得到這些權益的勞動者只是少數，按照俞敏洪的說法，由于利潤微薄，有一半甚至更多的企業(yè)都不能100%的遵守勞動法。雖然沒有相關的確切數據，但一些案例表明俞敏洪的說法并非杜撰。先不看中小企業(yè)，在華設廠的一些外國大企業(yè)都曾被查出過有違反勞動法的案例，這其中就包括三星、沃爾瑪和富士康。而如果對比2013年7月1日起，新修訂的《勞動合同法》，由于修正案明確規(guī)定了被派遣勞動者享有與用工單位的勞動者同工同酬的權利，連眾多銀行也難逃干系，銀行業(yè)正是派遣員工集中的行業(yè)，11家上市銀行總計使用派遣工19.12萬人，這其中大多數都難符合《勞動法》的要求。大企業(yè)都是如此，小企業(yè)的情況可見一斑。
而在學者秦暉看來，由于有組織自治工會的缺位，沒有勞資談判，即便《勞動法》規(guī)定的工時、工資、福利、勞保等因素看上去“相對有吸引力”，但由于議價能力低，實際工人仍有可能是身處“血汗工廠”。
雖然爭議在不同國家有不同的體現，但有些變化確是全世界共有的
工資收入占比持續(xù)下降，勞動法保證財富再分配的作用越來越大
根據經合組織(OECD)的統計，自1980年代開始，在全球大多數地區(qū)，勞工占國家收入的比例便持續(xù)下滑。OECD指出，1990年代初期，國家收入超過66%握在勞工手中，2000年代已降至62%，而到現在，這個比例已經不到60%。
而在這種形勢下，在《經濟學人》看來，雖然對于實行最低工資標準和通過法條提高工人權益的勞動法帶來的好處一直沒有明確的證據支持，但是，隨著收入差距擴大以及工人們所獲收入占社會總收入比例下降，幫助貧困工人一事顯得日益緊迫。實施溫和適度的最低工資標準，通過法律強制的配給一些貧困工人福利，這么做是利大于弊的。
收入越低的工作反倒能提供更多的崗位，對勞動者來說成為中產階級越來越難
另一方面，新的技術使得全球化成為可能，對于企業(yè)主來說，他們可以通過資本的轉移，讓越來越多的工作崗位有機會在全球范圍內移動。而對于某一地區(qū)的勞動者來說，想要轉移地點工作的難度就要比資本流動困難得多。因此，全球化增加了企業(yè)主的選擇，進一步降低了勞動者的議價能力。這種新的勞動環(huán)境，讓競爭變得更激烈，低端勞動和高端勞動者的差距也進一步擴大，勞動者必須盡全力使得自己的勞動價值得到提升，才有可能步入中產階級。
以美國為例，1960年，美國最大的雇主——通用汽車公司，同時也是全美國最盈利、報酬最高的企業(yè)之一，即使支付員工高額工資，也依然擁有高利潤率及真正的定價能力。類似企業(yè)還有福特、標準石油、伯利恒鋼鐵公司等。這些企業(yè)在賺取巨額利潤的同時，也雇傭了大批高薪員工。而這些員工多數只需要在流水線上兢兢業(yè)業(yè)的完成自己的工作就能達到要求。
但在今天，美國最大的雇主變成了零售店和快餐連鎖店這些服務行業(yè)，而這些企業(yè)幾乎全都靠低薪經營。據詹尼資本市場公司分析，全美所有500強大型零售商店、連鎖餐館和超市的利潤加起來還抵不過蘋果公司一家。但蘋果公司只有76000名員工，而零售店、超市和連鎖餐館有560萬名員工。
這正是癥結所在，現如今，從事工作的人和工作本身都發(fā)生了變化。收入越低的工作可以提供越多的崗位，少數職位則需要極高的要求。最終，越來越多的人只能依靠低收入的工作養(yǎng)家糊口。正如美國預算與政策優(yōu)先中心的一位經濟學家杰拉德·伯恩斯坦所言：光改善工作本身是不夠的，我們還要創(chuàng)造更好的工作，而勞動者也要努力去適應更好的工作。